guye 2003-8-4 22:21
守望安徽（转贴）----是安徽人来看看！
主持人的话
安徽是个政治家、军事家的多产省份，随手拈来名噪青史的就有：春秋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管仲；战国时在项羽大帐羽扇纶巾、料事如神的范增；汉末三国纷争时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以及周瑜、鲁肃；宋代有名扬天下、节照千秋的包拯；元末明初安徽属地爆发了著名的红巾军起义，凤阳人朱元璋浑水摸鱼，剑走偏锋，终成明朝的开国皇帝。清朝咸丰年间，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皖系集团崛起，为首者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发动者与躬亲者之一，为一个暮色重重、鸦雀聒噪的中华古国如何回黄转绿走上近代化的新途，可谓殚精竭虑，焚膏继晷。进入民国，“北洋三杰”的合肥人段祺瑞是皖系的重要人物。稍后，国民党方面重量级的有冯玉祥、张治中、卫立煌、孙立人等；共产党方面著名的有陈独秀、王稼祥、李克农，及陶勇、皮定钧、洪学智等数十位高级将领……梁启超曾说：“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文化、经济上，安徽亦是阔水深流，俊彩星驰。老子、庄子长期在北部涡河一带活动，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故乡。东汉末年，亳州出了“医圣华佗”。稍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史称“建安三曹”，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魏晋时，举世皆浊惟我独清的“竹林七贤”中，有皖人嵇康、刘伶。在清代，散文方面有桐城派，小说上有写了《儒林外史》的吴敬梓。入近代，胡适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大师级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其他卓越人士还有张恨水、蒋光慈、吴组缃、朱光潜、陶行知、黄宾虹、吴作人、刘开渠、张曙、严凤英、舒绣文、邓稼先、杨振宁……由四大徽班进京而发展和完善的京剧被称为国剧，黄梅戏亦唱遍南北，享誉国中。内容丰富的徽州文化，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为当代中国三大地方显学之一。明清时，以祁门人马曰为首富的盐商，堆出了扬州的姹紫嫣红珠光宝气；绩溪人胡雪岩更是有名的“红顶子商人”，他在杭州元宝街建豪宅的鼎盛时期，家产有4000万白银，为清廷年收入的一半，可谓富可敌国。即使到了近代，安徽也时领风气之先，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舰船均在安庆问世，那一阵阵新鲜而又粗犷的汽笛声，却难摇落不觉一个工业化时代已经莅临的毗邻江西的鹃声雨梦……
当代安徽人亦有过江西人很长时间里的焦灼，远的不说了，但说这二十几年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由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发轫，那18枚殷红的指印至今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显示着当年鱼死网破的决心；创出“傻子瓜子”品牌的年广九堪称中国个私企业里最早“吃螃蟹”的人，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1992年南巡讲话里对此有过评述；上世纪80年代，随着“美菱”、“荣事达”等知名产品在全国市场广泛覆盖，安徽——一个“轻工大省”的美誉日渐鹊起……后来呢？敢为天下先的奋进精神似乎搁进冰柜里雪藏了，有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谓下，在华东地区就是福建和江西。上世纪90年代里，福建将安徽甩去了后面，垫底的惟有江西。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1年下半年始，在张道刚先生看来，“与安徽省情极为相似的江西，大有赶上甚至超过安徽之势……”
不久前去合肥，我结识了道刚和他的同事孙东海。我以为他们是当今安徽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诚如道刚所说“我们之所以有子规啼血般的焦灼与痛苦，是因为我们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此外，他们良好的社会学、经济学素养，以及资深记者忠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眼光，使他们“子规啼血般”的言说不仅是焦灼与痛苦，还上升为条分缕析的学理层面，并在精神层面上让人有指骨剔肉的警醒之后，面对未来有着足够的信心。这片土地又不仅仅是指他们的家乡，还指着给他们以激情与才智的祖国大地，于是近年来他们走北闯南，沐风栉雨，挥笔不倦：《山西突围》、《湖南战略》、《海南起伏》、《解读江西》……他们从当今区域经济每每虎跃龙腾的版图上聆听当今时代的脚步声，并由此观照安徽的发展与进步。
于是，他们的志趣便与本观察的宗旨有了趋同性。本期刊发的《守望安徽》正是张道刚先生的最新大作。
来自与安徽同属东部内陆的邻省江西的快速起跳，足以让安徽警醒。
尴尬的安徽
今年上半年，一则关于安徽职工工资收入全国最低的消息，并未引起安徽决策层太大的震动。但有一则来自邻省江西的消息，却让安徽的决策层委实焦虑不安：今年1～8月，江西实际利用外资金额6．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倍。其中南昌实际利用外资2．4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倍。而安徽同期实际利用外资仅1．88亿美元，只是江西的28％。看来，江西提出在中部崛起的一系列政策效应开始显现。再从GDP增速来看，今年上半年，江西是9．6％，而安徽仅为8％，比江西低了1．6个百分点。
安徽与江西同属华东和中部地区，江西的崛起，对安徽来说意味着什么？相信每个安徽人都能掂出其中的分量。在20世纪80年代，就华东地区来说，安徽有福建和江西垫底，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后来福建把安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安徽还有江西垫底的自我陶醉。而现在，与安徽省情极为相似的江西，大有赶上甚至超过安徽之势，换句话说，若安徽再不出“招招见血”式的实招，那么，在华东和中部地区垫底的只能是安徽。
令安徽人尴尬的远不止江西的崛起。如今，来自周边省份咄咄逼人的竞争压力，也同样使安徽的决策者乐观不起来。
2001年，全国人均GDP为7543元，安徽是5221元，比全国低2322元。也就是说，安徽与全国人均GDP距离在逐渐地拉大，绝对数的差距由169元扩大到2322元。同时拉大的还有人均财政收入、城镇职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年均纯收入。拿农民年均纯收入来看，2001年，安徽农民年均纯收入为2020元，比全国低346元。
就是从GDP总量来看，安徽人口占全国的5％，而GDP的总量只占全国的3．4％，居全国的第14位。
与华东地区省市相比：看人均GDP的差距。2001年，上海是37382元，江苏是12925元，浙江是14500元，安徽是5221元，福建是12375元，江西是5217元，山东是10465元。也就是说，安徽人均GDP除了比江西高4元以外，与华东地区其他省市均有较大差距。从这些数据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安徽和江西是华东地区人均GDP没有超过1000美元的两个省份。
再从今年上半年中部地区GDP增长速度来看，山西11．1％，河南9．7％，湖南9．6％，江西9．6％，湖北9％，安徽8％。安徽GDP增速最低，比山西低了3．1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无论在华东还是在中部地区，安徽都处于“锅底”位置。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也最具真实性和权威性。分析这些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安徽与全国乃至周边省份的差距拉大，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尽管1994年安徽GDP增速达到了15％，人们为“潜龙在渊，蓄势待发”以及“华东的一匹黑马”而沾沾自喜，但那是粗放式和乡镇企业泡沫支撑的增长。那样的好光景注定了短暂。到1998年，安徽GDP增速下滑到8．5％，仅比全国高0．7个百分点。
眼下，安徽周边省份可谓“亮点”闪烁，“高招”迭出，这更对安徽造成一种挤压。
先来看江苏。2001年，江苏GDP总量已达9514．6亿元，人均GDP12925元，地方财政收入572．1亿元。就GDP总量来说，安徽还不到江苏的35％。
再来看浙江。浙江的国土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人口为4613万，安徽的国土面积为13．96万平方公里，人口为6328万。而就是这个面积和人口均不及安徽的浙江，却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2001年，GDP总量6700亿元，人均GDP14550元，分别居全国第四位和第三位。与此相关的差距还有：浙江城市化率已达48％，安徽为29．3％，浙江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500元、4600元，安徽分别为5669元、2020元。浙江2001年利用外资42．9亿美元，而安徽这么多年加起来也不过60多亿美元。此外，浙江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大多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浙江和一个艰难爬坡的安徽。面对两省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难怪安徽党政官员到浙江考察后感叹不已。
如果说来自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周边沿海发达省份咄咄逼人的竞争压力还不足以让安徽有所震动，那么，来自与安徽同属东部内陆的邻省江西的快速起跳，足以让安徽警醒。今年上半年，江西的多项指标均超过了安徽，特别是引进外资，江西已把安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江西频繁地“走出去”与广东、上海、浙江、福建等沿海发达地区进行“亲密接触”，所到之处，劲刮“江西旋风”，仅“闽江之行”就带回了363亿元“大单”。去年8月份，江西省委、省政府在井冈山召开了一次全省上下较为关注的会议，会上，围绕加快发展，省委出台了“30条”，省政府归纳出台了“60条”。有人形容这“30条”和“60条”是招招见血。而其核心是放权以企业，放权以县市。随后，中共江西省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江西在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并把崛起时间细分为“三部曲”，其中第一步的5年时间直逼中部地区“第一方阵”的湖北、湖南，使“第二方阵”的排位重新“洗牌”，并明确了在中部六省“进三争二”的赶超目标。在发展战略上，江西提出“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工业化为核心”，替代过去20年沉迷于“画好江西的山水画”、“在山上再造一个江西”、“把江西经济大厦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农业战略；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定位上，江西甘当配角，提出了“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产业分工定位，积极融入“长三角”和“珠三角”。仅今年上半年，江西引进外资是其“九五”之和，其中从浙江实际引进资金就达47．97亿元，占江西实际引进省外资金的32％。一时间，江西上下群情振奋，江西的对外形象也为之一变。
不进则退，慢了也退。区域间竞争的残酷现实，又一次使安徽感受到了一种切肤之痛。
沿海发达地区干的，就是安徽平时大会上说的，文件中写的。可以说，说得多干得少是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
落后的根源
守望这方热土，安徽曾承载了太多的沉重。在分析落后的根源之前，先来说一个困扰安徽经济的怪圈。一位经济学教授朋友曾问我：安徽经济为什么上不去？我说出了很多种原因，他听后摇了摇头。他说，一个地区经济之所以上不去，主要是因为企业少，企业为什么少？是因为企业家少，企业家为什么少？是因为缺少企业家成长的环境；一个地区官重商轻，重仕轻商，人们都往官场挤，其结果是机构臃肿，财政负担加重，这样必然导致政府部门想尽办法向企业伸手，企业的压力大了，做企业就更难，其最后的境况是很少有人去做企业，企业少了，一个地区经济就失去了活力。这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又由终点回到起点的怪圈。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徽一直未能走出这个让人诅咒的怪圈。
其实，落后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观念的落后，体制和机制的落后。
先来说观念的落后。安徽的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本应是一个富庶之地。但20多年过后，这个以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而闻名天下的“明星村”，依然温饱而不富裕。究其原因，农村大包干是在极度贫困的背景下进行的，那时小岗村人最大的愿望是填饱肚子。有了饭吃，小岗人小农意识的本性开始显现，满足于“一群鸡，两头猪，三亩地”的小生产格局，而这是与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格格不入的。当市场经济大潮扑面而来时，小岗人却束手无策：办企业不会，跑市场没门。小岗村至今还流传这样的话：“小岗想致富，愁的是没门路，盼的是服务，想的是政府。”一种等靠要的意识弥漫开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推着别人改革的小岗人如今却需要被人家推着改革。可以说，小岗村是安徽许多乡村的缩影。就在小岗人固步乡村一隅为小富即安而沾沾自喜时，江浙一带的农民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玩了命地钻市场，跑供销，较快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记得去年底在浙江采访时，一位民营企业主告诉我，10多年前他去安徽做生意，发现许多农民冬天农闲时靠在墙角晒太阳，他就纳闷，这里看起来也并不富裕，农民为何不利用这季节出去赚点钱呢。我说，“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对安徽人来说，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可谓耳熟能详。从改革开放以来，安徽仅全省性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就有过4次。但回过头来看大多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有人戏称为“越讲解放思想，思想越不解放”。最后，这种“叶公好龙”式的解放思想，只能流于形式。于是乎，在各种会议、文件和讲话中，充满了大话、空话和套话，以至出现多中心变成无中心，假中心干扰真中心，非经济工作过多冲击经济工作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基本上是步步紧跟中央政策，又基本上是步步跟不上。沿海发达地区是上头没说不让干什么，人家只管干什么，就创造性地发展了地方经济。安徽曾是上头让干什么，才敢干什么，上头没让干的，坚决不干，思维的原则是防错而不是出新。结果是看着跟得紧，就是发展不起来。比如，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有进有退，会议一结束，安徽是层层开会传达学习，而毗邻的江苏却“反弹琵琶”，先召集政策研究部门的专家分析政策的含金量，以及江苏要采取的操作性配套措施，然后再层层传达，这样便于基层一边学习一边落实。同样是学习中央的会议精神，只是思路一变，就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再比如，浙江是人多地少资源小省，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所用土地要比安徽难得多。浙江人却开动了脑筋：征用土地不行，就租赁土地，租赁不行，就土地入股。土地指标用完了，就到东北租地种粮食，把人家的土地算作自己的耕地，然后再来建工业园区。浙江的“三敢”（敢闯、敢试、敢冒）和“三放”（对县市充分放权、对企业充分放活、对群众充分放手），由此可见一斑。反观安徽，一些官员惟“高压线”是从，丝毫不敢越雷池半步，生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也就是说，安徽缺乏一种上下联动，一级推动一级的经济发展氛围。
观念的落后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缩手缩脚。就拿企业改制来说，安徽不可谓不早。但1997年的那场企业改制，由于一开始企业的改制方案由改制领导小组而不是职代会通过，再加上职工集资款无法得到有效保全，“一刀切”的弊端便暴露出来。当上层官员讲企业改制不能搞运动时，地方官员又不敢讲真话，最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企业改制，只能流于“翻牌子”以及人人持股的“假改制”。与此同时，浙江官员认为对的就坚持不动摇，并问：国有资产退够了没有，职工身份置换了没有，经营者持大股了没有，股东参与生产要素分配了没有。一时间，浙江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民营化达到99．5％。而安徽直到目前还有1245户小企业尚未完成改制。由于观念的落后，安徽中小企业改制整整延误了5年之久。
思维的僵化也同样让人窒息。世界上第一台VCD诞生在安徽，可“万燕”却悲愤地离开安徽，择枝广东。那时的“万燕”是一家民营企业，尽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VCD，但苦于资金缺乏，无法大规模生产。而当时家电行业“老大”长虹有意进入VCD领域，并与“万燕”频频接触，想斥巨资与“万燕”联合生产VCD。有关部门听说此事后，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安徽有几家有名的家电企业你不“嫁”，为何偏要“嫁”给长虹？不容对方分辩，棒打“鸳鸯”，硬是拆散了一对好“姻缘”。之后，地方官员用“拉郎配”的方式把“万燕”与“美菱”撮合到一起。由于两家无法磨合，到后来只好不欢而散。在此期间，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主嗅出了VCD的暴利，快速出招，赚得盆满钵满。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生产第一台VCD的“万燕”到头来却口袋空空如也。现在干部有两种类型：一是前程型，二是事业型。对照安徽的干部，相当部分是前程型的。这种干部时刻注重自己的“乌纱帽”，宁愿耽误事业而不愿误了前程。在这样的氛围中，一种好大喜功的浮夸，便弥漫开来。前些年，安徽某部门收到皖北某县报来的乡镇企业产值的数字，可谓大开眼界：一个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的贫困县，乡镇企业年产值竟有70亿元。这个部门的领导想了半天，把乡村木匠干的活计都算进去也超不过亿元。无奈，只好打电话问县里的领导。对方说了一句比70亿元更离谱的话：嫌多了就砍掉10个亿元。这位部门领导听完后，惊得半天回不过味来。“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结果是，官员的精力都用在“空转”上，哪有心思来发展地方经济？近几年，安徽的阜阳市成了浮夸和腐败的“重灾区”，其负面影响造成的重创，使这个地区现在还未恢复元气。
与观念落后相随的是，安徽许多好的战略构想得不到落实。
20世纪80年代末，安徽就提出过“远学闽粤，近学江浙”。但这仅仅是一种姿态和口号，并未落实到行动上。1996年，安徽的决策者曾对经济落后现状进行了一次分析，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纵向比还是横向比，安徽的差距主要差在人均上。当年安徽GDP总量在全国排13位，而人均GDP在全国排22位。之后，安徽制定了“赶超战略”，其核心是赶超人均指标。遗憾的是，由于对造成人均水平差距的原因不甚明了，加之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支撑，这个诱人的战略，也只是让安徽人热血沸腾了一次而已。
一位到沿海发达地区挂职学习的官员曾感慨地说：“安徽不是在想中出了问题，而是在干中出了问题。”换言之，沿海发达地区干的，就是安徽平时大会上说的，文件中写的。可以说，说得多干得少是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
以今年安徽省政协就经济发展环境发放的2万多份问卷调查为据，有高达60．7％的人认为干部工作作风不实。在关于安徽经济政策得不到落实的选择中，认为是占“工作作风”所致的占为42．5％，居于调查中给出选择的各种单项原因之首。
同样，安徽地方官员的调换过于频繁，也导致了许多战略构想无法得到落实。据我1999年采访时获取的资料来看，当年安徽县市在正职领导岗位上连续工作5年以上党政“一把手”，只有6人。其中有个县5年中换了5任“一把手”。有的地方官员屁股还没坐热就挪了位子，往往是“张书记栽桑，李书记挖塘”，搞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发展战略缺乏连续性。
反之，安徽有的发展战略只要坚持与落实了，就会开花结果。1995年，时任安徽省副省长汪洋提出把汽车工业作为安徽的支柱产业培育时，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几年过后，安徽的汽车工业已居全国第5位，成为安徽的主要支柱产业。由此可见，“一个行动胜过十大纲领”。再来看经济发展环境。自“九五”以来，安徽利用外资呈明显下降趋势。全省实际利用外资由1996年的8．67亿美元，下降至2001的4．83亿美元。“九五”期间，安徽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落后周边省份5．3至21．7个百分点，差距呈扩大之势。分析安徽利用外资下降的原因，除了招商引资的载体少、利用外资方式和外资来源较为单一外，关键还是投资软环境发展滞后。同样引用安徽省政协的问卷调查数据：有54．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部门主动为企业服务不够；对涉及软环境案件的查处，有51．4％的被调查者认为“力度不够”，选择“走过场”的比例为27．1％，两者相加达78．5％，而选择“力度较大”的仅为3．7％。经济发展环境的滞后，使存量难盘活，增量难进来。从安徽的投资环境来看，尽管“整治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还缺乏一种内生机制。
很长一段时间，安徽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工业主导地位的形成，尤其是温饱问题解决后，未能及时实行战略转移。
安徽的“软肋”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安徽是后来者。从经济发展本身来看，造成安徽经济落后的关键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一系列问题和矛盾都由此派生出来。工业落后，则农业产业化经营缺乏主导力量，农产品难以加工转化，农业的产业链难以延长，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难以解决；工业落后，小城镇没有产业支撑，就会陷入“空城”乃至“死城”，进了城的农民又会返回乡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从产业结构层次水平来看，2001年，安徽的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高于全国7．7个百分点，高于发达省份10至20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低全国8．1个百分点，低于发达省份10个百分点以上。可以说，安徽的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层次。同年，安徽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98．6％，比全国低23．5个百分点，居全国23位。
从投资结构来看，安徽人口占全国的5％，而固定资产投资只占到全国的2．3％，人均投资比全国少了一半。在这有限的投资中，工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就在这较小的份额中，重要的一块又被“四大家族”（马钢、铜陵有色、两淮煤炭）拿走。而轻工的投资不到整个工业投资的干劲十分之一。在重工业中，采掘业又占了很大比重，制造业的比重较低。这样的投资结构使安徽的工业企业大的不多，小的不强，行业集中度和关联度不高。2001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仅马钢一家。
记得1984年有过一场“安徽工业大讨论”。当时，安徽省副省长、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杨纪珂提出“三区一中心”的战略构想：皖南旅游区、沿江工业区、淮北“鲁尔区”。并提出，发展地方工业以轻工为主。当时有人说轻工没有发展后劲，他反驳道：有钱就有后劲。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前瞻性的思路，才有了后来“安徽轻工大省”之美誉。只可惜，安徽的工业发展战略思路未能一以贯之。随后，安徽要吃“资源饭”的意识一度占了上风，发展农业和资源工业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调。其结果正如后来官方的一份报告中所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安徽曾引以为豪的优势已丧失殆尽。在发展战略上，很长一段时间，安徽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工业主导地位的形成，尤其是温饱问题解决后，未能及时实行战略转移。有人曾形容过去江西的官员是“讲农业讲半天，讲工业一支烟，讲金融摸不着边”，安徽的官员又何尝不是。
与工业化水平低相随的是，安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到2001年，安徽城市化率为29．3％，低于全国近10个百分点。同年，安徽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仅合肥一家。城市首位度低，辐射带动功能较弱，一直是困扰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由此可见，新一轮的城市经济圈之间的较量，已初见端倪。而安徽的城市经济圈才“小荷才露尖尖角”，只呈粗线条的雏形。
安徽不再囿于“东张西望”的摇摆，坚定地把目光投向了东部。可以说，安徽新一轮的以大开放促改革，乃至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路径的选择，日渐清晰。
醒来的安徽
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正视落后的勇气，有不甘落后的精神，有甩掉落后的行动。
根据中部六省“十五”规划的GDP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测算，5年后，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山西、江西的人均GDP分别为10016元、8450元、8122元、6907元、6829元、6711元。也就是说，5年后，在山西和江西不赶超的情况下，安徽才处于第四位。而现在的情形是，江西已提出了“进三争二”的赶超战略，山西也开始“调产”，实施“突围工程”。是自甘落后还是奋起直追？安徽再一次面临艰难的抉择。
有差距就有发展的空间，有空间就有增长的潜力。进入新世纪之后，安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其实，最近5年是安徽发展最好也是最快的时期之一。安徽经济年均增长8．4％，而这来之不易的8．4％，是在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及消化了过去水分基础上的增长。同时，安徽几乎倾全省之力，来降服长江、淮河两大洪魔，基本消除了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两大心腹之患。现在，安徽出省的高速通道基本打通，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41公里。如此等等，也就是说，安徽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
当安徽从“不东不西”的尴尬中抬起头，发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制造业基地正在向中国转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正在向中西部梯度转移，而安徽地处华东经济板块的腹地，有着较好的产业基础，投资成本也相对较低。机遇之门再一次向安徽透出一条缝隙。
机遇稍纵即逝。为了使产业转移不至掠安徽而过，安徽先是在全省上下进行了以“加快发展，富民强省”为主题的思想解放大讨论，打开思想观念之窗，营造一种浓厚的经济发展氛围。其后，又在全省开展了“整治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活动，根治固习，借力打开安徽的开放通道。
至此，安徽不再囿于“东张西望”的摇摆，坚定地把目光投向了东部。可以说，安徽新一轮的以大开放促改革，乃至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路径的选择，日渐清晰。
随后，安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今年3月，安徽选派105名县市区的主要党政领导，分赴浙江、江苏、山东等毗邻安徽的三个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挂职学习。其用意在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取回“真经”。安徽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实力的差距，主要是差在县域经济上。要突破这个薄弱环节，县市党政“一把手”是“引擎”，由此足见安徽决策者的良苦用心。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是安徽积极融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一个强力信号。
接着，在今年8月份浙江党政经贸代表团访问安徽之后，9月18日，安徽派出了由省里几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带队，17个市及省直有关部门党政“一把手”组成的代表团，回访了浙江。浙江经济的勃勃生机与活力，不仅给安徽的官员以听觉和视角上的冲击，更主要的是思想和心理上的震撼，增强了发展经济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从浙江参观考察归来后的第二天，安徽召开了“学习浙江经验，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招商引资步伐”的全省电视电话会议。省里主要领导在会上明确指出，今后考察一个干部和一个班子，主要看发展经济的能力，不会招商引资就是不懂经济。
此后不久，安徽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招商引资的若干意见》，推出了一系列促进招商引资的最新政策。这个文件的“含金量”在于，调整有关土地规费的征收办法，从2002年10月至2005年12月，各市、县、区国有土地出让金净收益及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上缴省级的部分，暂不上缴；各市、县、区耕地占用税地方分成部分，直接留给地方按规定使用；各市、县、区招商项目和开发区、工业园区使用耕地，凡能自行保持占补平衡的，经验收合格，省里不再征收开垦费；严禁收取已明令取消的土地收费项目，严禁随征地搭车收费。实施招商引资“一把手”负责制、“一票否决制”和统计通报制度等。一句话，放权以县市，给基层更大的自主权。
可以看出，相对落后的安徽开始“发力”。在与沿海发达省份的一番“亲密接触”后，安徽融入“长三角”的战略构想也开始绘制。在皖江开发开放12年之后，安徽再次提出“抓皖江，带全省”战略，即着力构造沿长江安徽段8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带，使其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安徽将成为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基地的战略意图已显现。
与此同时，安徽成为外商看好的地区之一。今年，世界500强之一的联合利华把研发中心放到了地处沿海发达地区腹地的安徽合肥，而不是放到上海、广东。
也是在今年，安徽开始着手破解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大难题。先是在对县域经济进行大规模调研后，明确提出县域经济要走出困境，工业化是中部地区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必须“以工业化为核心，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以工业园区为载体”。一时间，工业化成了安徽发展的最强音。其后，为大力推进安徽的城市化进程，安徽省委、省政府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合肥做大做强，构建城市经济圈，增强辐射带动力。
尽管旧体制的惯性和复制效应还在或多或少地钳制着安徽的崛起，但是，毕竟我们从“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工业化为核心”中，看到了安徽的希望所在。
这就是安徽，一个希望与差距同时存在的现实。胡平：显然，今日的江西盯牢了安徽。为着实现江西在中部的崛起，我省已经明确制定了在中部六省“进三争二”的赶超目标。赶上并超过安徽，则是这个目标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
无疑，今日的安徽更盯牢了江西。区区中部，不过六省，卧虎之榻，岂容他人酣睡？当道刚先生陪我走进被称为新合肥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那气势宏伟的国际会展中心、五星级的明珠国际大酒店、海尔工业园……一一扑面而来，尤其是将安徽众多名山胜水微缩化了的“徽园”大门处的五个喇叭状的巨型雕塑，拔地而起，势可擎天，真让我的心弦顿时为之一震！那雕塑顶处镶嵌的五颗翡翠色的明珠，正凝聚着安徽人民守望昔日光荣与创造明天辉煌的决心与信心。
未来几年间两省间经济综合实力的试剑必将锋光闪闪，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方面的争夺也会异常激烈。举个例子，本在景德镇的昌河汽车厂就在合肥设立了工业园，以年产5万辆的规模使本有“江淮”汽车的安徽，一下跻身于国内汽车工业排行的第五名，而江西则排第六名……
不管结局如何，沉寂了多时的中国中部在重新热闹起来，中部各省都会有一个空前的发展。道刚在《解读江西》的结尾处说：“我们祝福江西”。这里，我也说一句：让我们祝福安徽。
(江南都市报)
tiantaixiang 2003-8-19 16:58
en,挺受启发的，安徽是我们的家乡，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江淮人民的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