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持久魅力

古代中国的持久魅力  
   作 者 : 泽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向中国迎面走来。外面的人似
乎更加主动、带著惊奇的目光重新打量著这块陌生的土地。古老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一
朵世界的文明奇葩，在西方人的文化瞳孔里，折射出了不少奇思妙想。
　　纵观世界历史，璀璨绵延的中华文明保持了长期的连续和发展。无论怎么改朝换代
，无论外来文化如何融合，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并没有改变。相对来讲，地中海文明却
出现了多层次的断裂。不论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还是古罗
马文明都不具有这样的连续性。古代中国的永久魅力就在于她为世界文明进程提供了一
个无与伦比的参照系统，无论是借鉴还是批评，都可以获得收益。
　　西方人为什么要学习古代中国？美国学者艾兰（Ｓａｒａｈ　Ａｌｌａｎ）认为：
最好、也许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因为中国不是欧洲，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没有传承
关系，然而它们完全对等。研究古代中国可以使西方人一睹另一种不同于地中海文明的
思维和组织生活的方式。换句话讲，西方人可以以中国的史来为他们的鉴。
　　我们随手就可以找到这种“不同而对等”的例子：在欧洲，古有绚丽夺目的希腊文
化，近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光辉灿烂的东方文化，
但迄今还没有完成古代文化现代化的历程。在欧洲，曾经交替出现过民主和专制制度；
在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大一统”体制延续到历朝历代。在欧洲，天主教的神权曾
经凌驾于王权之上；在中国，佛教、道教等宗教始终统摄在皇权之下，等等。深入的比
较，都可以引发无尽的思考。这里是西方人借鉴古代中国的一个例子。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６日英国《每日电讯》发表了一篇《欧盟步明朝后尘》的文章，
作者里德利（Ｍａｔｔ　Ｒｉｄｌｅｙ）借用Ｊａｒｅｄ　Ｄｉａｍｏｎｄ分析中国为
什么落后的观点来评论今天欧洲的统一思潮。笔者曾经在《东西方文明札记》一文里介
绍过Ｄｉａｍｏｎｄ关于“分裂优于统一”的观点（见《枫华园》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０
日）。里德利认同欧洲文艺复兴成功的秘诀是创新和随之而来的繁荣和崛起，它有赖于
一个政治分裂的欧洲。而比较同时期中国明朝的衰退，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统一的政治
体。不同于欧洲今天的主流看法，作者认为欧洲的统一货币、共同农业政策等措施有悖
于欧洲兴起的历史。
　　欧洲从来就难以统一，从奥古斯都、奥斯曼、拿破仑到希特勒。里德利认为政治分
裂的欧洲给那些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提供了栖身之地，他们可以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
家，古代中国却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场所，“率天之下，莫非王土”。作者挖掘出，中国
的火药、指然针和印刷术都是政治分裂时候的发明；统一高峰时期的埃及、巴比伦和罗
马都出现了创造和文化的荒漠；希腊、意大利与荷兰在他们分裂的时候却创造出了经济、
艺术和科学的巨大成就。欧洲的美就在于它有不同的语言、气候、建筑风格和烹调方法，
作者认为经济政策也应该如此。
　　这种解释是否适合于中国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交替出现。究竟是统一
的时间长，还是分裂的时间长？葛剑雄在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见《新语丝电子
文库》）一文里有一个计算：公元前２２１年以前，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如果从公元前
２２１年历经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算到１９１１年的清朝结束，统一
阶段占４５％。可见，古代中国多半的时间是分裂的，没有异议的分裂阶段有三国、东
晋与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
　　用“统分”的方法来分析历史似乎可以解释部份历史现象，如秦始皇统一以前的春
秋战国时期，人才可以自由流动，但没有射中中国问题的靶心。葛剑雄认为，统一或分
裂的政权并不是产生社会弊病或带来经济繁荣的根源，而是政治制度，一语中的。从秦
始皇开始的统一，无不是“家天下”，专制毁灭了一切具有创新的思想，更不要说人民
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民主成为古代中国的缺环，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明
末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西方超过了我们，民主、科学和制度创新便成为近代中国仁人
志士的向往。
　　不少西方人也许并不真正了解古代中国，而是在这个万花筒里看到了他们所需要的
东西，而且角度和观点都在不断地变化。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他的新作《伟大的陆地：
西方心目中的中国》里根据他在耶鲁大学的讲义，系统整理了四十八位从马可波罗到尼
克松的西方旅行家、传教士、商人、作家、政治家和学者对中国的看法。这本书所介绍
的“中国”实际上是从西方人脑子里折射出来的中国，以及中国在西方人心目里所激发
的不同想象。史先生没有给出西方人对中国看法的总体轮廓，只是把不同的看法罗列在
一起。何怀宏在《中西文化的相遇与冲突》一文里概括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
应大致在十七世纪是好奇，在十八世纪是赞美，在十九世纪却是颇有点鄙视了。”
　　十八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了解甚少却满怀憧憬，十三世纪马可波罗描绘的中国
是一个繁荣的东方社会，哥伦布就是波罗《游记》的忠实读者之一；十六世纪利玛窦介
绍到西方的中国是按孔子思想运行、具有很高伦理的社会；阿拉伯人贸易到欧洲的是中
国精美的产品。欧洲启蒙运动者借此把中国描画成一个模范的社会，传播启蒙思想。然
而，他们不过是透过一些根据传闻编织起来的理想社会，针对西方社会的时弊发议论，
表达自己的观点。
　　到了十九世纪，这种理想化的中国形像就被那些“从通商口岸回来的、对哲学不感
兴趣的商人和领事粗暴地粉碎了（费正清语）”。１７９３年英国派出的历史上第一个
使团被“礼送”回去以后所传播的信息可以说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们散布的看法认
为中国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尽善尽美。
　　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每况愈下，莱布尼兹看中国是道德文明的典范；伏尔泰通过
宣扬中国的世俗伦理来反对西方的神权；孟德斯鸠欣赏中国的公民服务，却感觉到了专
制：每个人都要服从“暴君反复无常的怪念头”；黑格尔则认为孔子的《论语》不过是
一种普通的道德常识。以后欧洲文学家的评论则更糟，几于挖苦与讽刺。
　　直到今天，西方人依然对中国存在著一系列的迷团。哈佛大学的一位文学系教授在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５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对史景迁《西方心目中的中国》一书的
书评中问道：几代的西方人都不断地在问自己，是什么把这个令人惊诧、多样化和人口
稠密的土地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它不分崩离析为相互敌对的几块？如此多的人口是如何
养活自己并生活在一个合理的次序之下？如何从文化和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如此旺盛的
繁殖能力？作者发现，过去的答案众多但相互矛盾，这取决于观察者的兴趣、成见和经
历。古代中国是公平司法还是实施酷刑，是开明皇帝的智慧统治还是懦弱平民对残暴的
屈从等等，迷团至今依然驱之不散。
　　西方人对古代中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世纪末出现了多样化的倾向。不乏高度
赞扬的和严肃思考的。比如１９８８年１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发表
的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
智慧。”
　　我常常为那些高度赞赏古代中国的文字而感到欢欣鼓舞，同时更为那些严谨的思考
和探索所吸引。西方文化至今依然活跃的两大源流是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然而奠
定西方文明今天的第三个鼎足力量是近代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所
创造的新文明，大工业生产彻底改变了西方的面貌。基于这样一个背景，西方人对中国
落后的原因进行过无数地探讨、提出了许多类似的问题。比方说，中国曾经有领先于世
界的技术创造，但为什么中国没有率先发生工业革命？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０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历
史学教授埃尔文（Ｍａｒｋ　Ａｌｖｅｎ）的文章《Ｘ因素》，提出了这个问题。早在
一千年前，中国似乎就具备了一切导致工业革命的要素，但失之交臂。十一世纪，中国
兵工厂一年可以生产一千六百万同样的铁制箭头，即出现了批量生产。十三世纪，中国
北方就出现了用纤维纱带传输马力的水车机械，以及类似与机械驱动的人力纺织机器。
换句话讲，当时的中国具体了工业革命的两大要素，及批量生产和机械化。
　　除此之外，中国的宋朝（公元９６０至１２７９年）似乎还同时具备了相对集中的
消费市场：北部平原、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成本低廉的水道运输网；广泛的商业流通；
铸币和其他信用手段，如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等。在明朝末年曾再一次出现过类似的经济
繁荣，更接近于欧洲工业革命的条件，但是这样的景观并没有维持下来。
　　一般看法认为，北方民族南下中断了这一进程，但是埃尔文还提出了其他几个值得
考虑的“Ｘ因素”：例如，中国古代文化缺少分析与实验的传统。在科学与技术的界面
上，以水泵技术为例，十八世纪的法国人Ｂ·Ｆ·ｄｅＢｅｌｉｄｏｒ开始采用正规的
几何学来调整连续的水流量；当时的中国则依然沿用经验的方法来调整水槽的角度。再
一个特征就是传统中国缺少经济民主化。但是，作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认为他
解开了这个迷。
　　我想，古代中国的魅力足以让后人作无限地探索。西方人或者透过她来改造自己的
世界，或者以自己的文化背景来观察中国，提出一些我们习焉不察的问题。西方文化的
瞳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照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