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裙子摆动方向与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有人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当女人突然往右转动时，其裙子的摆动方向如何？
最简单、也是观察最粗糙的答案就是：往左。其实经过仔细的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女人裙子摆动方向在每个部位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把裙子分成三部分，姑且称为上、中、下三部分，这样观察的结果就是：上半部是向右摆的，也就是变动方向是和人摆动方向一致的；下半部是向左摆的，与人的变动方向相反；而居于中间的部分则保持不变，既不向左、也不向右摆动。
　　  似乎可以用这个现象来解释现实社会“制度变迁”的某些问题：
（1）、制度的关联性。一种制度和另一种制度相比，可以是孑然相反的，比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是制度密切相关的，具体也分不清楚自己是属于那种现存的制度，比如：前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波兰、蒙古，这些国家现积极是向北约、欧盟靠拢，他们的社会制度是混淆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混合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形式上是完全对立的，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这两种制度都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极端形式，当一种社会制度要变革为另外一种社会制度时，它的变动如果是突然的，而且变动幅度非常大，达到在一夜之间”休克疗法“的前苏联这样的情形，那么这种制度变革是一种好的方式吗？显然我们可以可以看出，至少至今，现在俄罗斯还没有真正从经济衰退中走出来，经济复苏的步伐不是很快。好比摆动的裙子一样，上半部和下半部本是两个方向炯异的变动趋势，两部分本是”矛盾的“，除非外力，这两部分是不会统一的，如若强行将某个部分改变为和另一部分相同的变动方向，这种急转弯式的变革就是一种扭曲，与变革的初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背道而驰的，变革的成本－－代价是巨大的。
（2）、小平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时，我国的制度变迁也同步开始了，虽然谁也不能否认现实中的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用“社会主义”来称呼中国也不是很恰当的，至少可以从很多改革制度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制度变迁的路径似乎更像走的是中间道路－－－既不是单纯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如同印度的制度变迁一样。这种制度形式到底对于中国行不行的通？翻看中国的历史，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围绕著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战后中国政治秩序的安排等热点问题，开展得轰轰烈烈，不仅在公共传媒上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而且进入了实际的政治操作程序。前者自然是“观念人物”的汗马功劳，而后者则要归功于以民盟为首的“行动人物”的不懈努力。从成立之初到抗战胜利的短短四年期间，民盟已经迅速成长为遍布全国主要城乡、拥有三千名盟员（大都为知识界精英）、仅次于国共的第三大党。鉴于当时暂时出现的和平气氛与力量均势，民盟成为各方都要努力争取的举足轻重的
砝码。1945年秋天召开的民盟一大，宣布民盟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其神圣使命是“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及其纲领，可视作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大宪章。在这部由罗隆基起草的自由主义大宪章中，中心的理念和架构依然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发展到40年代，在国际上变得更加汹涌澎湃。尤其是战后英国工党的执政，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巨大的精神鼓舞。知识份子普遍认为战后的中国民主模式，应该也可以仿效英国工党所施行的“中间道路”；在政治上实行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参照苏联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也就是所谓的“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 尽管民盟的这一中间道路在学理上的依据并不充分，但它紧紧地抓住了中国当时两大主要社会问题：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民主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并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施政改革方案。这一方案能够在1946年初被国共两方所接受，成为政协五项决议的蓝本，证明了它的确是一个出色的、有效的改革纲领。在这以前，中国的由主义者（如以胡适为代表的《努力》和《独立评论》派）所关心的往往是都知识份子感受最深刻的政治不自由，而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村）更关切的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问题漠然无视。这样，他们既不能回应民粹主义的深刻挑战，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也远远游离中国社会底层的最基本需求，也就是罗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中所称的“免于匮乏的自由”。民盟的社会民主主义中间道路，则成功地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结合，从而有效地回应了民粹主义提出的深刻挑战，满足了社会底层的经济平等要求。可惜的是，国共之间的分裂与内战，使得这一出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无法获得其实践的机会，中国也就从此与自由主义的中间道路失去交臂。一旦战争的暴力替代了理性的对话，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最基本空间。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象征着自由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毁灭性挫折。
　  然而时隔近60年，这些当年自由主义的“英魂”们，看到了他们的“中间道路
”制度的复活，只不过这个复活不是照搬，而是一种对“中间道路”的高级回归。为什么我国选择这样的制度变迁模式呢？这里我们可以利用到“裙摆效应”了，首先我们可以从上面的分析看到，制度的陡然变迁对我国现阶段的改革是不可取的，这样的变迁是代价巨大的；其次经过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洗礼，造就了一种“中庸之道”－－－也及从中观层面上面对生活、为人等，制度变迁也是一样。20年来的改革，是我国从“裙子的下半部变迁到了裙子的中部”，这一跃迁是缓慢的，至少它不是突然的，这就给了中国一个大的喘息机会，当中国跃迁到了裙子的中间层后，世界看不懂中国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影响不是常理中的那么大；印尼大骚乱、南联盟中国大使馆被袭击、南海撞击事件、也对我国没有丝毫的影响。这些说明了什么？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现阶段的制度不会随世界潮流而发生明显的变动，即保持“裙摆效应”中裙中间部分的状态。